接連幾個月的高壓好不容易能稍微喘息，去年底與AACSB評鑑團的教授面談時，得到「每週都要有些文字產出」的過來人建議……以結果論來看這挑戰似乎有點艱鉅。這篇內容整理自不久前寫的人類學方法論文本導讀，文本是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 by Emerson, Robert M. (1983)的第四章。田野工作對自己來說似乎很自然，進入場域、睜大眼睛、打開耳朵、建立關係、加入一些提問引導的方法，然後就可以帶著滿滿資料回家，生出文情並茂的故事，並從這些內容中找到所謂的問題脈絡。這樣的狀況直到自己走出學校給的那張保護網，轉變成架設保護網的角色時有所不同。一開始我並有期待這樣的衝擊能夠在所謂「研究倫理」的章節中找到完整論述，畢竟過去這議題總給人一種公民與道德課程的迂腐，還有諸多程序的繁瑣與不便，然而，很好，又開了個眼界。
田野工作中的騙局與掩飾（deception and dissembling）
田野工作中存在著騙局與掩飾，有些工作者會透過偽裝或隱藏身分以進入某些社會場域；有些則會直接公開田野工作者的身分。Erikson認為田野研究確實牽涉某種程度上的偽裝，相較於對研究者身分的扭曲（misrepresent），偽裝身分則是一個極端，並提出原則：「社會學家為了進入私人領域研究，而故意扭曲其身分是不倫理的。」
其他田野研究者則捍衛偽裝觀察的行為。指出這是進入某些重要研究議題的唯一途徑，公開身分的田野工作者在接觸政治權力中心或違法活動時容易被拒絕。主要的辯證通常圍繞著「對於科學知識、真相及正義的追求，是否可使用含有欺騙意圖的方法？」假定偽裝身分的研究者並無私心與特定政治意圖，所提供對於某些特定群組的研究產出對於社會則是非常重要。Denzin提出「社會學家有權為了科學的利益與目標，使用任何方式觀察任何人，唯一的資格是這樣的方式不可損害觀察的可信度與聲譽。」
為了研究我最屌！
具有這種主張的人也堅持此方法在倫理上的欺騙性是被批評者所誇大，因為事實上其研究並未直接造成任何傷害。批評者則堅持偽裝研究會產生數種間接的負面影響：首先，傷害社會學的公共觀感，長久而言會造成社會對社會學家及未來田野工作者的不信任；再者，研究者的感知能力會因維持謊言而遲鈍。
裝傻久了就會愈裝愈像。
為達研究目的使用假的身分僅是研究倫理議題的冰山一角，另一常見的是研究者自我介紹往往只是對田野的「主人」（host）而非田野中所有被觀察對象，工作者提出對特定研究主題的關注，往往只是為了能夠接觸他們想要觀察的事物。研究者也會對某些方法與其意義進行修飾，以減少遇到的阻礙。最後，研究者會以策略性保密的自我介紹，呈現無知（ignorant）或無害（harmless）的一面。
簡單來說，田野工作會有很多敏感的議題，例如想了解地攤躲警察文化、遊民摸物資文化、政客Aㄑ一ㄢ!@#$%^。這些情境之中都含有不對等的權力與階級關係，常見的情況即是受訪者認為研究者代表高知識，所以傾向隱藏某些自認不足的行為觀點；或是受訪者從事違法行為，會直接避免研究者記錄。田野工作者會為了進入這些情境會選擇公開立場、部分保留、或是偽裝身分，以倫理來說，一切公開透明當然是最好的選擇，但隨著工作者涉入田野出現連帶的利益關係，公開的身分往往意味著受訪者的保留。如同自己現在在市場計畫的角色般，這個「能夠跟政府互動的計畫負責人」，很多時候就會感受到田野的回應藏有對政府的保留──如果能夠再來一次，或許我也會想要將自己部分保留吧。
對田野產生的傷害與效應
隨著田野工作者的介入，對田野地有時會產生有害且不可逆的結果。如Goldkind回到Yocatan village Chan Kom田調時，發現該地的工作機會與金錢在先前Redfield與其他美國團隊的田調過程中，盡數被Don Eus所掌控，這傢伙最後成為地方政治上的領袖與霸權。這些效應來自田野工作者所帶來的各種「利益」，也就是物質資源、政治連結、社會聲望。人類學家作為西方文化的帶入者（carriers）及與地方管理者的聯絡人，相較於待在原生文化的社會學家而言將會更頻繁碰到這樣的問題。
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市場活化團隊，我們既是市場生態研究者，同時也是外部利益帶入者。這些利益不僅只是計畫經費、活動產出等物質資源；同時還有我們所帶進來的資訊、背後所擁有的人脈網絡等足以影響到地方政治的連結；還有與我們團隊所互動可能帶來的在地社會聲望提升等等。其中任何一點都足以顛覆市場過去數十年自行發展的權力結構──若計畫有所進展，跟我們關係密切的居民與攤商的生活必定會有所變化，無論他本身想不想，市場內部的輿論與氛圍都會促使他改變。而這樣的改變若朝負面方向走，對市場的傷害會遠遠超過在裡面塞滿企鵝或福祿猴。
儘管田野工作者難以中立，但自我催眠說自己很中立依然具有意義，這讓使得工作者能夠預想某些效應嘗試避免，儘管更多效應根本無法避免甚至無法偵測。另一個效應存在於承諾中，田野工作者往往秉持公平與信任，一旦情況不如工作者預期導致先前的承諾失敗，潛在的傷害隨之發生。如Van Maanen討論工作者跟隨觀察巡邏中的警察，遇到危險情況時即會面臨倫理議題。誠如Dingwall所言：田野中的倫理議題往往需要立即做出決定，而無法帶出尋求諮詢。最後，田野記錄的公開發表也有可能會對某些獨立個體造成傷害，一般而言工作者會一對一討論所牽涉的個體試圖預測潛在的問題。在某些情況下難以討論田野內部人士（insider）的身分，以及人們對自身與他人的認識，故這些群體的關係可能產生負面影響。
田野研究中的政治議題
無論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中，田野工作都涉入了愈來愈多公開的政治問題。一開始政治在殖民環境中的人類學田野工作較為隱晦，被政治權力管理者所支持的田野工作者，能夠置身於在地政治之外（Barnes）。這樣的狀態在殖民主義受到挑戰時產生翻轉，田野工作的政治支持變得明顯。許多訪調途徑不再自然而然地被許可，而需與獨立的政府與在地人士（local authorities）以及所研究的特定群體協商，但在地群體極可能不再允許人類學田野工作超然獨立（即研究需考慮地方政治傾向），政府機關也會對被研究的對象與方法產生興趣，然後開始插手。
當所有計畫結束，當這群人不再是學生，在地的支持還會有多少？
即使處在較不明確的政治狀態中，知識追求過程依舊是是政治問題多過於科學家所認為的價值（Warren）。因為在知識的產出中，並沒有一種描述全然中立，因此在民族誌所認定所有群體成員擁有的集體（collectivity）與透視（perspectives）觀點中，常存有很深的不安（tension）。所描述的記錄中可能會缺少某些成員、專業或私人的觀點，這樣的記錄即具有政治意義。此類問題在研究某些機構，或是存有主從階級（subordinate, superordinate）的組織時即非常容易發生。
在這密集與市場互動的一整個月，各方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都對我們投射了他們的觀點、期望、與喜惡。在老舊市場中存在有錯綜複雜的階級與利益關係，顯而易見的政府、攤商、居民、進駐者、顧客不同族群之外，每一族群之中可能又因其部門、職業、價值觀念等有所差異。這樣的異質性勢必會影響文化訪查的結果，每個研究者都必定會傾向個人的觀點、特定族群的點、或是某個關鍵報導人的觀點，這些觀點之中並無誰對誰錯，以研究的尺度來說，都足以代表這個場域某個時空脈絡下的文化描繪。
然而，若是以一個能夠影響在地的工作者角度，切入觀點若過於狹窄則很容易對田野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除了前述的外部利益分配不均，還可能會因為單一觀點導致決策犧牲了其他族群的利益。（因為我看到她很窮，所以我要把你的錢拿給她。）宏觀的視野固然重要，但我想並沒有一個決策能夠迎合所有人，必要的取捨永遠都會存在。
還記得不久前在識竹書屋與前市長蔡仁堅會談，看著日治時代的市場照片，古樸而典雅的木製建築與今日稍嫌悲慘的鋼筋水泥外觀差距甚遠。從蔡市長的脈絡分析中才知，當年市場改建時值全球化與工業化意識抬頭，鋼筋水泥工業風的大樓正夯，因此決定市場改建風格。時過境遷，四十年的光景倏忽即逝，只留下一室滿座的嘆息。
總有一天，今日這群市場工作者的足跡會為後人所論斷。我們的每一個決定在四十年後的田野工作中，究竟會是美談還是笑柄？這個問題並沒有人能夠回答。作為一個田野工作學習者，深刻體認到過去經驗中有太多的武斷和偏頗，感念這社會能夠容許自己犯錯的同時，我只能時刻提醒自己試著站在每一個他人的眼光中看待他們所認識已久世界。在這個老市場中，作為攪亂一池春水的人，只求改變帶來的紛擾落定後能夠回歸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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